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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 阴阳师荒川副本10层攻略 5星辅助+6星鸟

2019-09-19 12:10 来源:中国前沿资讯网

  - 阴阳师荒川副本10层攻略 5星辅助+6星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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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(2019-09-19-1086年),字君实,号迂叟。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(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)人,世称涑水先生。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,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。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、刚正不阿,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,历来受人景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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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文名
    司马光
    英文名
    Sima Guang
    别名
    字公实、君实,号迂夫,晚号迂叟
    籍贯
    陕州夏县(今属山西)涑水乡人
    出生地
    河南省光山县
    性别
    民族
    汉族
    国籍
    中国
    出生年月
    1019年
    去世年月
    1086年
    职业
    史学家
    代表作品
    《资治通鉴》
    主要成就
    主持编纂《资治通鉴》
    职 业
    政治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

    1个人介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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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司马光司马光
    司马光(公元1019-1086),陕州夏县(今山西运城安邑)涑水乡人,北宋名相。宋仁宗赵祯宝元元年(1038)举进士甲科,屡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、知谏院等,遇事敢言,多所建白。英宗治平二年(1065)进龙图阁直学士。三年,撰《通志》八卷奏呈,颇为英宗重视,命设局续修。宋神宗赵顼即位,擢翰林学士,名其书曰《资治通鉴》,并亲自作序,俾日进读。王安石当政,推行新法,司马光极力反对,其意见不被采取,乃求外任。熙宁三年(1070),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(今陕西西安)。次年,改判西京(今河南洛阳东)御史台。从此居洛阳十五年,六任闲职,皆以书局自随,专意编纂《资治通鉴》。元丰七年(1084),书成。哲宗即位,太皇太后高氏听政,召司马光为门下侍郎,进尚书左仆射,成为反对变法的领袖人物。他任相不到一年,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,受人景仰。清廉仁厚,为政原则,不卑不亢,秉持道义,力荐才德兼备的兴国之臣——福建莆田人北宋会元传胪进士太常寺卿黄中庸擢为侍中兼枢密副使。尽罢新法(见元□更化)。元□元年(1086)病死,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文正。司马光学识渊博,史学之外,音乐、律历、天文、书数,无所不通。但不喜释、老之学,他说:“其微言不能出吾书,其诞吾不信也。”生平著作甚多,主要有史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、《稽古录》、《涑水记闻》、《潜虚》等。

    2个人履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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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019年,生于河南光山县。

    1038年,司马光20岁,他参加了会试,一举高中进士甲科,从此步入仕林,初任华州(今陕西华县)判官。

    同年,他和张存的女儿结婚。

    1039年,司马光辞掉华州判,改任苏州判官。

    1044年,签书武成军判官,不久又改宣德郎、将作监主簿,权知丰城县事。

    1046年,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。

    1051年,任馆阁校勘,同知太常礼院。

    1053年,任殿中丞,除史馆检讨,修日历,改集贤校理,专任史官。

    出任地方 1054年,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、石杨休包拯等人,去往郓州。

    不久,提任为通判,负责考察全州官吏。

    1055年,改任并州通判。

    1058年,迁任开封府推官,赐五品服。

    1061年,仁宗下诏,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,同知谏院。

    1087年,因病逝世,死后,宋哲宗将他葬於高陵。

    3政治主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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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,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,几度上书反对新法。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,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,这是世轻世重,不是改变法律。所谓“治天下譬如居室,敝则修之,非大坏不更造也。”司马光与王安石,就竭诚为国来说,二人是一致的,但在具体措施上,各有偏向。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、军事上存在的问题,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、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。

    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,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,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,即使改革,也定要稳妥,因为“大坏而更改,非得良匠美材不成,今二者皆无,臣恐风雨之不庇也”。王安石的新法,大都切中实弊,亟需实行。反对新法的人,面对实际的政治问题,通常并无任何卓见,而反对新法大都似乎是针对王安石的个人,而非对事。他们反对的理由包括新法扰民及祖宗之法不可废,却又提不出什么更好的改革方法。例如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是南人不可当政,他上奏宋神宗曰:“闽人狭险,楚人轻易,今二相皆闽人,二参政皆楚人,必将援引乡党之士,充塞朝廷,风俗何以更得淳厚?”

    4人物轶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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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功名早成

    宋仁宗宝元初年,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,可谓功名早成。然而,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,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,会当履义蹈仁,以德自显,区区外名何足传邪。这一席话反映出青年司马光不图虚名,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,成圣称贤。此后,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。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,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。考中进士后,皇上赏赐喜宴,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,同伴们对他说:"这是圣上赏赐的,不能违背君命。"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。这件事,到了司马光晚年,被他写进家训来教育他的儿子司马康要注意节俭。此外,司马光对双亲特别孝顺。他被任命为奉礼郎时,他的父亲在杭州做官,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,以便离父亲近些,可以奉养双亲。司马光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。他担任并州通判时,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,成为当地一大祸患。于是,司马光向上司庞藉建议说:“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,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。庞藉听从了他的建议,派郭恩去办理此事。但郭恩是一个莽汉,带领部队连夜过河,因为不注意设防,被敌人消灭。庞藉因为此事被罢免了。司马光过意不去,三次上书朝廷自责,并要求辞职,没得到允许。庞藉死后,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,抚养庞藉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,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。

    经世致用

    司马光司马光
    司马光秉性刚直,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,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。而在举荐贤人、斥责奸人的斗争中,他也敢触犯龙颜,宁死直谋,当廷与皇上争执,置个人安危于不顾。仁宗得病之初,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。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,群巨都缄口不言。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,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。仁宗没有批评他,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。司马光沉不住气,又一次上书说:"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,马上应实行,现在寂无声息,不见动静,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,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。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,只想在匆忙的时候,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,像 ‘定策国老’、‘门生天子’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,真是说都说不完。"仁宗看后大为感动,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。

   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,只是宗室而己。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,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。后来英宗果然下命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,但谁也不敢发言。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:"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,不应当顾忌私亲。濮王应按照成例,称为皇伯。"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。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,都被罢官。司马光为他们求情,没有得到恩谁,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。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,一直坚持这种原则,被称为 “社穆之臣”,宋神宗也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,如果常在我的左右,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。

    编写通鉴

    著史也是司马光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。1071年,王安石为相,在政见不同、难于合作的情况下,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,退居洛阳,专门研究历史,希望通过编写史著,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。早在仁宗嘉佑年间(公元1056一1063年),司马光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,看到凡间屋子都是史书,浩如烟海的史籍,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。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,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。他的想法得了好友——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。

    宋英宗治平元年(公元1064年),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 《历年图》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,过了两年又呈上 《通志》八卷本。英宗看后,非常满意,要他继续写下去,并下诏设置书局,供给费用,增补人员,专门进行编写工作。司马光深受鼓舞,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,共同讨论书的宗旨、提纲,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、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、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,最后由司马光总成其书,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。

    神宗即位后,认为 《通志》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,也易于借鉴,就召见司马光,大加赞赏,并赐书名为《资治通鉴》,说它"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,还亲自为此书作序。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,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,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,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。到神宗元丰七年(公元1084年),此书终于完稿,这部书的修订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。

    《资治通鉴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,记述了从周烈士二十三年(公元前403年)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(公元959年),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。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,另三十卷,《考异》三十卷。这部书选材 广泛,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,还采用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,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,力求真实。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详实可信,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。而且 《通鉴》记事简明扼要,文笔生动流畅, 质朴精练,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,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。 《通鉴》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,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,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。清代学者王鸣成说:"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,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。"《通鉴》已和《史记》一样,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,广为流传,教益大众。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,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,即"通鉴学。

    司马相公

    《资治通鉴》写成以后,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。他在洛阴居住了十五年,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,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司马相公,而司马君实这个名字,妇孺皆知。神宗逝世时,司马光赴丧,卫士望见他,都说这就是司马相公。他所到之处,百姓夹道欢迎,以致于马都不能前行,老百姓对司马光说:"您不要返回洛阳,留下来辅佐天子,救救百姓吧。等到哲宗即位、太皇太后临政时,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、英宗、神宗的四朝元老,颇具威望。他建议太后广开言路,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。当时天下百姓,都拭目以待,盼望革新政治。但有些人却说三年之内不能改变先皇的政策。于是只改革了一些 细小的事,堵堵人们的嘴巴。元佑元年(公元1086年),司马光逝世,终年六十八岁。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,和哲宗亲自去吊唁,追赠司马光为太师、温国公,溢号 文正,赐碑 忠清粹德。京城的人听到噩耗,都停工前往吊祭;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,也都备办祭祖;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祭祖,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。

    盖棺定论

    司马光一生忠孝节义、恭俭正直,他安居有法、行事有礼。在洛阳时,司马光每回去夏县老家扫墓,都要去看他的哥哥司马旦。司马且年近八十,司马光不仅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,还像照顾婴孩一样照顾他。司马光一生从不说谎话,他评价自己时说:"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,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,皆问心无愧?百姓全部敬仰信服他,陕州、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,一做错事,就说:“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?”

   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,不喜华靡。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,传为美谈。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,愿意与他为邻。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,家里没有钱办丧事,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,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,司马光不同意,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,不能动不动就借贷。最后,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,才草草办了丧事。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 "典地葬妻"的故事。但是在立碑肘,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,石匠安民对蔡京说:"小人是愚民,不知道立碑的意图。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正直,现在却要列人奸党,小人不忍心做。"蔡京一怒之下便要处罚他,吓得安民一面求饶,一面哭诉:"大人的命令,小人不敢违抗。只是小人有一个请求:碑上刻匠人名字时,不要把小人安民的名字署上,以免留下千载骂名。"蔡京仔细一想,司马光虽然有错,但毕竟为人正直,享有威望,于是改变了主意,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。可见,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,甚至连对手也为之 折服。在封建时代,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,位列孔子、孟子之下,同样在孔庙享配。时至今日,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涑水先生,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。

    5史书记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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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司马光司马光
    司马光字君实,陕州夏县人也。父池,天章阁待制。光生七岁,凛然如成人,闻讲左氏春秋,爱之,退为家人讲,即了其大指。自是手不释书,至不知饥渴寒暑。群儿戏于庭,一儿登瓮,足跌没水中,众皆弃去,光持石击瓮破之,水迸,儿得活。其后京、洛间画以为图。仁宗宝元初,中进士甲科。年甫冠,性不喜华靡,闻喜宴独不戴花,同列语之曰:“君赐不可违。”乃簪一枝。 

    除奉礼郎,时池在杭,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,许之。丁内外艰,执丧累年,毁瘠如礼。服除,签书武成军判官事,改大理评事,补国子直讲。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,同知礼院。 

    中官麦允言死,给卤簿。光言:“繁缨以朝,孔子且犹不可。允言近习之臣,非有元勋大劳,而赠以三公官,给一品卤簿,其视繁缨,不亦大乎?”夏竦赐谥文正,光言:“此谥之至美者,竦何人,可以当之?”改文庄。加集贤校理。 

    从庞籍辟,通判并州。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,夏人蚕食其地,为河东患。籍命光按视,光建:“筑二堡以制夏人,募民耕之,耕者从则籴贱,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。”籍从其策;而麟将郭恩勇且狂,引兵夜渡河,不设备,没于敌,籍得罪去。光三上书自引咎,不报。籍没,光升堂拜其妻如母,抚其子如昆弟,时人贤之。 

    改直秘阁、开封府推官。交趾贡异兽,谓之麟,光言:“真伪不可知,使其真,非自至不足为瑞,愿还其献。”又奏赋以风。修起居注,判礼部。有司奏日当食,故事食不满分,或京师不见,皆表贺。光言:“四方见,京师不见,此人君为阴邪所蔽;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,其为灾当益甚,不当贺。”从之。 

    同知谏院。苏辙答制策切直,考官胡宿将黜之,光言:“辙有爱君忧国之心,不宜黜。”诏置末级。 

    仁宗始不豫,国嗣未立,天下寒心而莫敢言。谏官范镇首发其议,光在并州闻而继之,且贻书劝镇以死争。至是,复面言:“臣昔通判并州,所上三章,愿陛下果断力行。”帝沉思久之,曰:“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?此忠臣之言,但人不敢及耳。”光曰:“臣言此,自谓必死,不意陛下开纳。”帝曰:“此何害,古今皆有之。”光退未闻命,复上疏曰:“臣向者进说,意谓即行,今寂无所闻,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,何遽为不祥之事。小人无远虑,特欲仓卒之际,援立其所厚善者耳。‘定策国老’、‘门生天子’之祸,可胜言哉?”帝大感动曰:“送中书。”光见韩琦等曰:“诸公不及今定议,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,以某人为嗣,则天下莫敢违。”琦等拱手曰:“敢不尽力。”未几,诏英宗判宗正,辞不就,遂立为皇子,又称疾不入。光言:“皇子辞不赀之富,至于旬月,其贤于人远矣。然父召无诺,君命召不俟驾,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,宜必入。”英宗遂受命。 

    兖国公主嫁李玮,不相能,诏出玮卫州,母杨归其兄璋,主入居禁中。光言:“陛下追念章懿太后,故使玮尚主。今乃母子离析,家事流落,独无雨露之感乎?玮既黜,主安得无罪?”帝悟,降主沂国,待李氏恩不衰。 

    进知制诰,固辞,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、知谏院。时朝政颇姑息,胥吏喧哗则逐中执法,辇官悖慢则退宰相,卫士凶逆而狱不穷治,军卒詈三司使而以为非犯阶级。光言皆陵迟之渐,不可以不正。 

    充媛董氏薨,赠淑妃,辍朝成服,百官奉慰,定谥,行册礼,葬给卤簿。光言:“董氏秩本微,病革方拜充媛。古者妇人无谥,近制惟皇后有之。卤簿本以赏军功,未尝施于妇人。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,乃得给。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,非令典,不足法。”时有司定后宫封赠法,后与妃俱赠三代,光论:“妃不当与后同,袁盎引却慎夫人席,正为此耳。天圣亲郊,太妃止赠二代,而况妃乎?” 

    英宗立,遇疾,慈圣光献后同听政。光上疏曰:“昔章献明肃有保佑先帝之功,特以亲用外戚小人,负谤海内。今摄政之际,大臣忠厚如王曾,清纯如张知白,刚正如鲁宗道,质直如薛奎者,当信用之;猥鄙如马季良,谗谄如罗崇勋者,当疏远之,则天下服。”

    帝疾愈,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,即奏言:“汉宣帝为孝昭后,终不追尊卫太子、史皇孙;光武上继元帝,亦不追尊钜鹿、南顿君,此万世法也。”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,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,光独奋笔书曰:“为人后者为之子,不得顾私亲。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,称为皇伯,高官大国,极其尊荣。”议成,珪即命吏以其手稿为按。既上与大臣意殊,御史六人争之力,皆斥去。光乞留之,不可,遂请与俱贬. 

    初,西夏遣使致祭,延州指使高宜押伴,傲其使者,侮其国主,使者诉于朝。光与吕诲乞加宜罪,不从。明年,夏人犯边,杀略吏士。赵滋为雄州,专以猛悍治边,光论其不可。至是,契丹之民捕鱼界河,伐柳白沟之南,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,将代之。光谓:“国家当戎夷附顺时,好与之计较末节,及其桀驁,又从而姑息之。近者西祸生于高宜,北祸起于赵滋;时方贤此二人,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,渐不可长。宜敕边吏,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,罪之。” 

    仁宗遗赐直百余万,光率同列三上章,谓:“国有大忧,中外窘乏,不可专用乾兴故事。若遗赐不可辞,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。”不许。光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,金以遗舅氏,义不藏于家。后还政,有司立式,凡后有所取用,当覆奏乃供。光云:“当移所属使立供已,乃具数白后,以防矫伪。” 

    曹佾无功除使相,两府皆迁官。光言:“陛下欲以慰母心,而迁除无名,则宿卫将帅、内侍小臣,必有觊望。”已而迁都知任守忠等官,光复争之,因论:“守忠大奸,陛下为皇子,非守忠意,沮坏大策,离间百端,赖先帝不听;及陛下嗣位,反覆交构,国之大贼。乞斩于都市,以谢天下。”责守忠为节度副使,蕲州安置,于下快之。 

    诏刺陕西义勇二十万,民情惊挠,而纪律疏略不可用。光抗言其非,持白韩琦。琦曰:“兵贵先声,谅祚方桀驁,使骤闻益兵二十万,岂不震慑?”光曰:“兵之贵先声,为无其实也,独可欺之于一日之间耳。 

    今吾虽益兵,实不可用,不过十日,彼将知其详,尚何惧?”琦曰:“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,忧今复然,已降敕榜与民约,永不充军戍边矣。”光曰:“朝廷尝失信,民未敢以为然,虽光亦不能不疑也。”琦曰:“吾在此,君无忧。”光曰:“公长在此地,可也;异日他人当位,因公见兵,用之运粮戍边,反掌间事耳。”琦嘿然,而讫不为止。不十年,皆如光虑。 

    王广渊除直集贤院,光论其奸邪不可近:“昔汉景帝重卫绾,周世宗薄张美。广渊当仁宗之世,私自结于陛下,岂忠臣哉?宜黜之以厉天下。“进龙图阁直学士。 

    神宗即位,擢为翰林学士,光力辞。帝曰:“古之君子,或学而不文,或文而不学,惟董仲舒、扬雄兼之。卿有文学,何辞为?”对曰:“臣不能为四六。”帝曰:“如两汉制诏可也;且卿能进士取高第,而云不能四六,何邪?”竟不获辞。 

    御史中丞王陶以论宰相不押班罢,光代之,光言:“陶由论宰相罢,则中丞不可复为。臣愿俟既押班,然后就职。”许之。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:曰仁,曰明,曰武;治国之要三:曰官人,曰信赏,曰必罚。其说甚备。且曰:“臣获事三朝,皆以此六言献,平生力学所得,尽在是矣。”御乐院内臣,国朝常用供奉官以下,至内殿崇班则出;近岁暗理官资,非祖宗本意。因论高居简奸邪,乞加远窜。章五上,帝为出居简,尽罢寄资者。既而复留二人,光又力争之。张方平参知政事,光论其不叶物望,帝不从。还光翰林兼侍读学士。 

    光常患历代史繁,人主不能遍览,遂为通志八卷以献。英宗悦之,命置局秘阁,续其书。至是,神宗名之曰《资治通鉴》,自制《序》授之,俾日进读。 

    诏录颍邸直省官四人为閤门祗候,光曰:“国初草创,天步尚艰,故御极之初,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,谓之随龙,非平日法也。閤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,岂可使厮役为之。” 

    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,取谅祚以降,诏边臣招纳其众。光上疏极论,以为:“名山之众,未必能制谅祚。幸而胜之,灭一谅祚,生一谅祚,何利之有?若其不胜,必引众归我,不知何以待之。臣恐朝廷不独失信谅祚,又将失信于名山矣。若名山余众尚多,还北不可,入南不受,穷无所归,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。陛下不见侯景之事乎?” 

    上不听,遣将种谔发兵迎之,取绥州,费六十万,西方用兵,盖自此始矣。  

    百官上尊号,光当答诏,言:“先帝亲郊,不受尊号。末年有献议者,谓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,彼有尊号我独无,于是复以非时奉册。昔匈奴冒顿自称‘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’,不闻汉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。愿追述先帝本意,不受此名。”帝大悦,手诏奖光,使善为答辞,以示中外。 

    执政以河朔旱伤,国用不足,乞南郊勿赐金帛。诏学士议,光与王珪、王安石同见,光曰:“救灾节用,宜自贵近始,可听也。”安石曰:“常衮辞堂馔,时以为衮自知不能,当辞位不当辞禄。且国用不足,非当世急务,所以不足者,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。”光曰:“善理财者,不过头会箕敛尔。”安石曰:“不然,善理财者,不加赋而国用足。” 

    光曰:“天下安有此理?天地所生财货百物,不在民,则在官,彼设法夺民,其害乃甚于加赋。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,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。”争议不已。帝曰:“朕意与光同,然姑以不允答之。”会安石草诏,引常衮事责两府,两府不敢复辞。 

    安石得政,行新法,光逆疏其利害。迩英进读,至曹参代萧何事,帝曰:“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,可乎?”对曰:“宁独汉也,使三代之君常守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法,虽至今存可也。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,盗贼半天下;元帝改孝宣之政,汉业遂衰。由此言之,祖宗之法不可变也。”吕惠卿言:“先王之法,有一年一变者,‘正月始和,布法象魏’是也;有五年一变者,巡守考制度是也;有三十年一变者,‘刑罚世轻世重’是也。光言非是,其意以风朝廷耳。”帝问光,光曰:“布法象魏,布旧法也。诸侯变礼易乐者,王巡守则诛之,不自变也。刑新国用轻典,乱国用重典,是为世轻世重,非变也。且治天下譬如居室,敝则修之,非大坏不更造也。公卿侍从皆在此,愿陛下问之。三司使掌天下财,不才而黜可也,不可使执政侵其事。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,何也?”宰相以道佐人主,安用例?苟用例,则胥吏矣。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,何也?”惠卿不能对,则以他语诋光。帝曰:“相与论是非耳,何至是。”光曰:“平民举钱出息,尚能蚕食下户,况县官督责之威乎!”惠卿曰:“青苗法,愿取则与之,不愿不强也。”光曰:“愚民知取债之利,不知还债之害,非独县官不强,富民亦不强也。昔太宗平河东,立籴法,时米斗十钱,民乐与官为市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,遂为河东世世患。 

    臣恐异日之青苗,亦犹是也。”帝曰:“坐仓秋米何如?”坐者皆起,光曰:“不便。”惠卿曰:“籴米百万斛,则省东南之漕,以其钱供京师。”光曰:“东南钱荒而粒米狼戾,今不籴米而漕钱,弃其有余,取其所无,农末皆病矣!”侍讲吴申起曰:“光言,至论也。” 

    它日留对,帝曰:“今天下汹汹者,孙叔敖所谓‘国之有是,众之所恶’也。”光曰:“然。陛下当论其是非。今条例司所为,独安石、韩绛、惠卿以为是耳,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?”帝欲用光,访之安石。安石曰:“光外托劘上之名,内怀附下之实。所言尽害政之事,所与尽害政之人,而欲置之左右,使与国论,此消长之大机也。光才岂能害政,但在高位,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。韩信立汉赤帜,赵卒气夺,今用光,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。” 

    安石以韩琦上疏,卧家求退。帝乃拜光枢密副使,光辞之曰:“陛下所以用臣,盖察其狂直,庶有补于国家。若徒以禄位荣之,而不取其言,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。臣徒以禄位自荣,而不能救生民之患,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。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,追还提举官,不行青苗、助役等法,虽不用臣,臣受赐多矣。今言青苗之害者,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,为今日之患耳。而臣之所忧,乃在十年之外,非今日也。夫民之贫富,由勤惰不同,惰者常乏,故必资于人。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,富者不愿取,使者以多散为功,一切抑配。恐其逋负,必令贫富相保,贫者无可偿,则散而之四方;富者不能去,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。春算秋计,展转日滋,贫者既尽,富者亦贫。十年之外,百姓无复存者矣。又尽散常平钱谷,专行青苗,它日若思复之,将何所取?富室既尽,常平已废,加之以师旅,因之以饥馑,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,壮者必聚而为盗贼,此事之必至者也。”抗章至七八,帝使谓曰:“枢密,兵事也,官各有职,不当以他事为辞。”对曰:“臣未受命,则犹侍从也,于事无不可言者。”安石起视事,光乃得请,遂求去。 

    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。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边,选诸军骁勇士,募市井恶少年为奇兵;调民造干,悉修城池楼橹,关辅骚然。光极言:“公私困敝,不可举事,而京兆一路皆内郡,缮治非急。宣抚之令,皆未敢从,若乏军兴,臣当任其责。”于是一路独得免。徙知许州,趣入观觐,不赴;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,自是绝口不论事。而求言诏下,光读之感泣,欲嘿不忍,乃复陈六事,又移书责宰相吴充,事见《充传》。蔡天申为察访,妄作威福,河南尹、转运使敬事之如上官;尝朝谒应天院神御殿,府独为设一班,示不敢与抗。光顾谓台吏曰:“引蔡寺丞归本班。”吏即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。天申窘沮,即日行。元丰五年,忽得语涩疾,疑且死,豫作遗表置卧内,即有缓急,当以界所善者上之。官制行,帝指御史大夫曰:“非司马光不可。”又将以为东宫师傅。蔡確曰:“国是方定,愿少迟之。”《资治通鉴》未就,帝尤重之,以为贤于荀悦《汉纪》,数促使终篇,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。及书成,加资政殿学士。凡居洛阳十五年,天下以为真宰相,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,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。

    帝崩,赴阙临,卫士望见,皆以手加额曰:“此司马相公也。”所至,民遮道聚观,马至不得行,曰:“公无归洛,留相天子,活百姓。”哲宗幼冲,太皇太后临政,遣使问所当先,光谓:“开言路。”诏榜朝堂。而大臣有不悦者,设六语云:“若阴有所怀;犯非其分;或扇摇机事之重;或迎合已行之令;上以侥幸希进;下以眩惑流俗。若此者,罚无赦。”后复命示光,光曰:“此非求谏,乃拒谏也。人臣惟不言,言则入六事矣。”乃具论其情,改诏行之,于是上封者以千数。 

    起光知陈州,过阙,留为门下侍郎。苏轼自登州召还,缘道人相聚号呼曰:“寄谢司马相公,毋去朝廷,厚自爱以活我。”是时天下之民,引领拭目以观新政,而议者犹谓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,但毛举细事,稍塞人言。光曰:“先帝之法,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。若安石、惠卿所建,为天下害者,改之当如救焚拯溺。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,非子改父。”众议甫定。遂罢保甲团教,不复置保马;废市易法,所储物皆鬻之,不取息,除民所欠钱;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,皆复其旧。或谓光曰:“熙、丰旧臣,多巧小人,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,则祸作矣。”光正色曰:“天若祚宗社,必无此事。”于是天下释然,曰:“此先帝本意也。” 

    元祐元年复得疾,诏朝会再拜,勿舞蹈。时青苗、免役、将官之法犹在,而西戎之议未决。光叹曰:“四患未除,吾死不瞑目矣。”折简与吕公著云:“光以身付医,以家事付愚子,惟国事未有所托,今以属公。”乃论免役五害,乞直降敕罢之。诸将兵皆隶州县,军政委守令通决。废提举常平司,以其事归之转运、提点刑狱。边计以和戎为便。谓监司多新进少年,务为刻急,令近臣于郡守中选举,而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。又立十科荐士法。皆从之。 

    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,免朝觐,许乘肩舆,三日一入省。光不敢当,曰:“不见君,不可以视事。”诏令子康扶入对,且曰:“毋拜。”遂罢青苗钱,复常平粜籴法。两宫虚己以听。辽、夏使至,必问光起居,敕其边吏曰:“中国相司马矣,毋轻生事,开边隙。”光自见言行计从,欲以身徇社稷,躬亲庶务,不舍昼夜。宾客见其体羸,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,光曰:“死生,命也。”为之益力。病革,不复自觉,谆谆如梦中语,然皆朝廷天下事也。 

    是年九月薨,年六十八。太皇太后闻之恸,与帝即临其丧,明堂礼成不贺,赠太师、温国公,遂以一品礼服,赙银绢七千。诏户部侍郎赵瞻、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,归葬陕州。谥曰文正,赐碑曰忠清粹德。京师人罢市往吊,鬻衣以致奠,巷哭以过车。及葬,哭者如哭其私亲。 

    岭南封州父老,亦相率具祭,都中及四方皆尽像以祀,饮食必祝。  

    光孝友忠信,恭俭正直,居处有法,动作有礼。在洛时,每往夏县展墓,必过其兄旦,旦年将八十,奉之如严父,保之如婴儿。自少至老,语未尝妄,自言:“吾无过人者,但平生所为,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。”诚心自然,天下敬信,陕、洛间皆化其德,有不善,曰:“君实得无知之乎?” 

    光于物澹然无所好,于学无所不通,惟不喜释、老,曰:‘其微言不能出吾书,其诞吾不信也。“洛中有田三顷,丧妻,卖田以葬,恶衣菲食以终其身。 

    绍圣初,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,尽废其法。章惇、蔡卞请发冢斫棺,帝不许,乃令夺赠谥,仆所立碑。而惇言不已,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,又贬崖州司户参军。徽宗立,复太子太保。蔡京擅政,复降正议大夫,京撰奸党碑,令郡国皆刻石。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,辞曰:“民愚人,固不知立碑之意。但如司马相公者,海内称其正直,今谓之奸邪,民不忍刻也。”府官怒,欲加罪,泣曰:“被役不敢辞,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,恐得罪于后世。”闻者愧之。 

    靖康元年,还赠谥。建炎中,配飨哲宗庙庭。

    6人物评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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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北宋建国近百年,已出现种种危机,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,以积极用世的态度,连连上疏,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,大致是以人才、礼治、仁政、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,这在当时,是有积极意义的。除上 疏陈述主张外,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,亦能坚持原则,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,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,他犯颜直谏,面折廷争,从不顾及个人安危,被称为社稷之臣,神宗也感慨地说:“如光者,常在左右,自可无过。”司马光的品格德行、修学治史,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。但对他的政绩,人们却时褒时贬。保守派主政的时候,对其政绩大加褒扬,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,洋洋几千言尽是赞美之辞。

    而改革派当政时,司马光不仅漫有政绩可言,而且被列人奸相之列。宋绍圣年间,御史周铁首论 "温公(司马光死后溢号)诬谤先帝,尽废其法,当以罪及"。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,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。王安石的学生章淳、蔡京主政时,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,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入"元佑奸党",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奸党碑。

    7家族成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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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司马家族累世聚居,和睦相处,祖辈诗礼传家,家考严正。 

    远祖: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。原籍属河内,今河南沁阳。到北魏时传至司马阳,曾为征东大将军,死后安葬于夏县涑水乡高堠里(今水头乡小晁村)。隋唐五代以后家族政治地位日渐下降。 

    四世祖:司马林,布衣。 

    曾祖父:司马政,布衣。 

    伯祖父:司马炳,布衣。 

    祖父:司马炫考中进士,官至耀州富平县令。虽然官职不大,但政绩显著,而且以气节著于乡里。 

    父亲:司马池时,曾为兵部郎中、天章阁待制(属翰林学士院),官居四品,为人清直仁厚,号称一代名臣。 

    叔父:司马沂、司马浩。

    参考资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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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[1].中华诗词网:司马光
    [2].古诗文网:司马光简介
    数据显示,与成人相比,儿童乙肝患者慢性化发生率更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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